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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英烈事迹 谈励志感想丨壮大抗日武装队伍的功

时间:2019-04-06 02:27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陈元龙,河北省辛集市人,1912年出生,大学肄业,1932年参加革命活动,1938年加入中国,1942年4月29日在冀南抗日反铁壁合围战斗中英勇牺牲,时任八路军129师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。20

  陈元龙,河北省辛集市人,1912年出生,大学肄业,1932年参加革命活动,1938年加入中国,1942年4月29日在冀南抗日反“铁壁合围”战斗中英勇牺牲,时任八路军129师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。2015年8月,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

  陈元龙原名陈刚成,1912年11月10日生于河北省深县(今深州市)马庄乡甜水井村(今属辛集市)。因家庭困难,小学毕业后,于1927年春到哈尔滨一家小商店学徒。他酷爱读书,经常不顾一天劳累,偷着看书至深夜,为此屡遭老板训斥,一年左右即愤而辞职。后来跟随其表叔夏其录学习俄文一年,考取到中东铁路局车务处工作。在那里,事务不忙,工余学习机会甚多,他便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。期间,他接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,开始阅读马列主义原著,如《资本论》《宣言》《论帝国主义》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》等,并订购了一些俄文和日文进步刊物,逐步确立了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,树立了革命信念。不久,他又考取了哈尔滨法政大学,后因工作调动而退学。九·一八事变后,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,使东北三千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1932年2月,日寇侵占了哈尔滨,消息传来,陈元龙的心象被刀刺一样剧痛,竟忍不住失声痛哭。他不甘心当“亡国奴”,满怀激情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之中。经大学一高姓同学介绍,他参加了中共哈尔滨省委领导的反日同盟工作,不顾个人危险,秘密搜集中东铁路沿线年高姓同学被捕,关系失掉。此时他的活动受到日本宪兵队的注意和监视。为了专心从事革命工作,他把妻子和女儿送回老家,同时把手枪和书籍文件等埋在院内凉亭下,于1935年春化装转往北平,继续从事反日活动。在北平,他以小职员代表的身份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学生爱国运动。为躲避政府的逮捕,身无分文的陈元龙找同乡借了路费回到老家。革命的激情使他顾不得休息,立即买来笔墨纸张文具等,借游学为名,联系本县南部各村学校进步教师,秘密成立“读书会”,开展抗日救国活动。他还常被邀请到学校讲课,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,教孩子们唱《国际歌》《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》《松花江上》等革命歌曲,深受广大进步师生爱戴。1936年清明节,陈元龙在大蒿科村庙会上公开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,又引起警察局的注意。第二天,陈元龙得知警察局要抓他的消息,非常镇定从容,让父亲帮忙把所有书籍、文件、日记烧毁。当晚家人送他到县城乘汽车去了汉口。陈元龙刚走,警察局派人包围了他家,进宅强行搜查。当时警察误把父亲当成陈元龙,将其五花大绑押到警察局关押了半年,经亲友多方营救才得以释放。因环境恶劣,陈元龙到汉口后无法开展革命活动,只好又转回北平,由人介绍到保定女子中学教书,半年后又转到束鹿县(今辛集市)东刘庄培德中学任教。他来往于保定、束鹿之间,继续团结进步师生,秘密组织“文艺社”从事抗日宣传工作。这个时期,陈元龙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,无暇顾及家庭,直到“西安事变”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时,才得以回村探望家人。

  1937年七·七事变后,抗日烽火遍及全国,河北一带各式各样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,迅速发展。此时,陈元龙在深县、束鹿一带已颇有名气和影响,很多青年纷纷要求他出面领导抗日。但他自感势单力薄,遂带领几十名青年几经周折到武强县加入了段海洲组织的“青年抗日义勇军”。段海洲是大地主出身,曾在阎锡山部队当过教官。“七.七”事变后,在当地利用亲戚、朋友和师生关系,收编了一些旧军官、土匪和从北平出来的青年学生,组成“青年抗日义勇军”,约四、五千人。在段部,陈元龙初任秘书,后任政治部副主任。由于段海洲部队是杂牌武装,成分复杂,纪律松散,战斗力不强。1938年春,八路军129师主力一部开进冀南平原,陈元龙高兴万分,认为八路军的到来,给河北人民带来了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希望。于是,他积极动员段海洲投奔八路军。段海洲感到自己的势力有限,迫不得已,同意接受八路军的改编。但段海洲的部下,对参加八路军态度犹豫,顾虑重重,一些人还强烈反对改编。陈元龙立场坚定,耐心细致地做了许多工作,消除了几个主要骨干军官的动摇情绪,说服了少数反对改编的人。1938年3月,段海洲派陈元龙为代表去南宫县(今南宫市)与冀南区党委负责人李菁玉和129师政治部主任、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商洽具体改编问题。同年4月,八路军129师确定,接受段海洲部改编,改编后番号为129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,委派李聚奎同志为政治委员,段海洲为司令员,徐深吉为副司令员,陈元龙为政治部副主任。5月,129师副师长和李聚奎同志到达南宫,热情接见了段海洲和陈元龙,欢迎他们参加八路军,当面传达了师部任职命令。而后,李聚奎同志随段海洲和陈元龙一同回武强县向段部进行动员教育。6月初,部队开到南宫进行整编。从此,这支地方杂牌武装正式成为中国领导下的八路军抗日队伍。为了更好地改造这支部队,又于8月23日,将青年纵队和一二九师的独立旅合编,番号仍为青年纵队,陈元龙继续担任政治部副主任。部队改编后不到两个月,由于环境残酷,条件艰苦,少数官兵思想发生动摇,有的开了小差,就连司令员段海洲也以探亲为名投靠了部队。在这种情况下,陈元龙坚定信念:为了民族解放,不怕流血牺牲,坚决抗战到底!他一方面给段海洲写信劝导,一方面对部队反复进行教育,旗帜鲜明地指出:只有跟着,跟着八路军才是唯一的出路!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,稳定了官兵的情绪,从而稳定了军心,对巩固部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此后,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转战于晋冀鲁豫地区,为巩固和壮大抗日根据地立下了赫赫战功。时任政治委员李聚奎称赞说:“陈元龙同志有本领、有远见,对改编、稳定段海洲部起了很大作用。”副司令员徐深吉赞扬陈元龙为党立了一大功。由于陈元龙在改编段海洲部队过程中立场坚定,表现突出,经李菁玉同志介绍,中共冀南区委批准,陈云龙正式加入了中国。

 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,1940年春,129师进行整编。青年抗日游击纵队被改编为129师新4旅,徐深吉同志任旅长,陈云龙仍任政治部副主任。他不仅作战勇敢,而且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已成为一名能力强、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,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爱戴。战士们说,陈主任经常给他们讲国内外革命斗争形势,讲得很实在,大家听了非常佩服,称他是新4旅的“理论家”。平时,他关心体贴战士胜于自己,处处以身作则,为人表率,官兵关系非常融洽。他无论到团、营、连哪一级检查指导工作,都和战士们吃一样饭菜,从不搞特殊。为了让战士们吃饱吃好,他还亲自到伙房同炊事员研究怎样做好饭菜。部队发了生活用品,他看到战士们谁需要就送给谁。有一次部队发鞋时,陈云龙让大家先领,到最后只剩一双小号的不能穿,而脚上的鞋烂得不像样子了。有位饲养员看着不忍心,便把自己的鞋硬塞给了陈云龙。由此可见,陈云龙与下级互相关心、亲密无间。陈云龙对家属要求也很严格,从不让接受特殊照顾。父亲去部队看他时,徐深吉旅长非常热情地要买只鸡招待,结果被他谢绝。徐旅长说,咱八路军虽穷,但为了招待老人,破费一点也不为过。陈元龙却说,一只鸡虽然算不了什么,但当前我们部队生活还很艰苦,这样做影响不好,坚持不让买鸡。陈云龙对家人很“小气”,对战士们却很大方。父亲临走时,同行的还有侦察股长的岳母等三人,他只给了父亲十五元钱。因那时走路困难,过敌人据点时常被盘查耽误时间,怕钱不够用,父亲想再多拿五元,他都舍不得多给。而当得知有个战士家里遇到特殊困难时,他马上给了这位战士三百元。陈云龙同驻地群众的关系也很好,无论他住到哪家,都像自家人一样,态度和蔼,尊重老人,见活就干,同时还积极宣传发动群众,所以乡亲们都很信任他。在他的影响下,当地参加抗日的人很多,有一位房东家就有兄妹三人参加了八路军。

  陈元龙在带领部队与日寇战斗过程中,非常勇敢,不怕流血牺牲,战绩卓著。1938年9月,他率部拔除临漳县数处敌军据点,共歼敌1000余人;1939年2月,率部在巨鹿县小刘庄与日军激战,歼敌90余名,毁敌汽车3辆;6月,又伏击日军,毙敌40余人,毁敌汽车4辆;9月,再次伏击日军,歼敌60余名;12月,攻克衡水县(今衡水市)大葛村敌军据点,全歼守敌,缴获重机枪1挺、迫击炮1门;1940年,在百团大战中,率青年纵队一团攻克日军占驻的两个火车站; 1941年10月,率部攻入隆平(今隆尧)县城。

 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寇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,疯狂对我解放区实行残酷的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,冀南解放区处于更加艰苦困难的阶段。陈云龙预感形势日趋严峻,做好了随时牺牲的思想准备,他写信嘱咐母亲说:“打仗不能没有牺牲.不过为了解放全人类,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,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。如果我有什么意外,你不必难过。”那时,陈云龙坚持忘我地工作,几乎每晚都忙至深夜。1941年,在“12.4”“12.17”反合围战斗中,陈云龙和旅指挥员一起,带领部队冲锋在前,浴血奋战,突破敌人重围,粉碎了日寇一次次的扫荡和进攻。每次战斗中,不管敌情多么紧张,陈云龙都非常镇定。部队转移时,他总是和担负掩护任务的部队一起走在最后。在“12.17”突围中,他把马让给有病的战士骑,而自己赤着脚步行了二十多里。

  1942年4月下旬,冀南军区 、区党委、行署等二十多个机关和部队,转移到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西南兀兰屯附近,因该地区距敌据点太近,容易暴露目标,故于28日晚又转移到山东武城县武官寨地区(今属河北故城)。各部队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状态。

  当时,军区司令员陈再道、政委和副司令员王宏坤均不在机关。只有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坐镇,消息不慎被泄露。

  日军吸取了以往历次“扫荡”失败的教训,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,严密封锁消息,通信一律不用电台,口令全部靠口头传达。将以往的“分进合击”战法改为“铁壁合围”。在远离根据地的地方秘密集结兵力,实施远程奔袭,在一夜之间即可抵达预订合围位置。以往反“扫荡”,八路军能够及时获得情报,并作出相应部署。然而,这一次敌人的大“扫荡”,既来得突然,有出乎我方预料。

  4月29日凌晨,3万多日伪军在飞机、大炮、坦克、装甲车、骑兵掩护下,疯狂地向我冀南区党、政、军和直属部队进行合围“扫荡”。这次大合围敌人搞了两个合围圈,一个合围圈是合围邢济南的临西、邱县、威县一带,以临西县贺伍庄为中心,重点合围四分区和新4旅;另一个合围圈是以一武城县霍庄为中心,从几十里外,撒下大网横队搜索前进,分兵多层合围冀南党政军机关和部队。

  拂晓时分,邱县方向想起了枪声,我军首先从临西与敌人交火,边打边撤。在临西县摇鞍镇,新4旅一部先后被围,旅长徐深吉命令随旅直行动的10旅2团向东打破敌人的包围,掩护旅直属队向东突围。经过反复拼杀,杀开了一条血路,旅参谋长陈明义率直属队一部和通讯队冲出去了,转向白地村方向。敌人很快集中兵力,封锁了突破口,后续部队未能过去。于是,向东南方向组织第二次突围,刚冲出一部分,又被敌人密集火力封锁。徐旅长指挥警卫连,全力压制住敌人火力,掩护突围人员,向贺伍庄以东之柴庄、李庄、党而寨方向冲杀。经过无数次勇猛冲杀、肉搏,终于突出了重围,又一次粉辟了日寇企图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。在这次战斗中,陈云龙为了掩护旅机关人员突围,亲率90名骑兵冒着枪林弹雨杀入敌阵。途中他看到一位同志走不动了,立即命令警卫员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走;又遇到背两个公文包的旅政治部秘书徐化民跑不动了,就让她轻装突围。等同志们都安全脱险了,他自己却在敌人猛烈火力阻击下不幸中弹,壮烈牺牲!

  

  在这次突围战斗中,新四旅虽然毙伤日伪军200余人,但是自身伤亡却达300人以上。“四.二九铁壁合围”是冀南抗战史上日军规模最大、我方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大“扫荡”。有资料称,在这次反“扫荡”斗争中,共有2300余名抗日军民壮烈牺牲。4分区司令员杨宏明、政治部主任孙毅民、新4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、十团团长陈子斌、政委桂承志壮烈殉国。全旅上下得知陈云龙牺牲的消息后,人人悲痛不已,热泪盈眶。徐深吉旅长听到噩耗,如晴天霹雳,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:“元龙!”顿时泪如雨下,悲痛欲绝。战士们一个个呼喊着他的名字,发誓要多杀几个日本鬼子,为烈士报仇!

  陈云龙牺牲时年仅30岁,他一生虽然短暂,但却是革命的一生,战斗的一生,光辉的一生。他是中国的优秀党员,是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,他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无私地献给了党,献给了人民,献给了祖国伟大的解放事业,他的英雄事迹永远彪炳史册。陈元龙烈士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129师政治部主任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元龙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,我们至今仍感到十分悲痛。他是一个好党员、好同志,他的死正如毛主席说的重于泰山,他是为国家民族、为人民、为牺牲了他的宝贵生命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冀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指战员、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,包括陈元龙同志在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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